作为纳税人的企业或居民为什么咬定中国的税负重呢？支撑这种说法的论据是，现行税制的规定如何如何。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45％，企业所得税的税率33％，增值税的税率17％等等。以这些税种的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相关税制规定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确实不能说是轻的，甚至有些偏重了。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思维而把中国排在第二的。

　　作为征税人和用税人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认定中国的税负轻呢？支撑这种说法的论据是，实际税收收入额占ＧＤＰ的多少多少。比如，在2005年，将全国税收收入加总求和并同当年的ＧＤＰ求比，只不过为15.8％。以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其他国家的情形比起来，中国的税负绝对不能说是重的，甚至有些偏轻了。

　　在税负水平问题上的认识矛盾之所以会产生并长期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现实中国的名义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距离甚远。

　　名义税负，就是现行税制所规定的、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税负水平。实际税负，则是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能够实现的、实际达到的税负水平。名义和实际税负之间存有距离，并非中国独有。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找不到能够把两者拉在一起、不存在任何距离的国度。纳税人拿名义税负作为判定税负水平的参照系，并非不正常。政府部门以实际税负作为论证税负水平的参照系，也并非新鲜事。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两者距离甚远、以至于在税负水平问题的判断呈现如此之大反差的情形，可能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中国税务机关曾经发布过这样一个报告，1994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只有50％多一点。到2003年，实际征收率已提升至70％以上。也就是讲，在10年间，中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提升了20个百分点。问题是，中国税收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拓展空间？

　　追溯一下现行税制的出生背景，便可发现，在1993年后期，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二。一是严峻的通货膨胀。为应对当时高达20％以上的通胀率，要调动包括税制设计在内的几乎所有可能的手段。“抑热”便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另一是严峻的财政拮据。为扭转当时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的持续下滑势头，要在税制设计中渗入增收的因子。“增收”也就成了现行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着眼点。这两个重要着眼点，同当时只有50％上下的税收实际征收率相遇，“宽打窄用”的理念也就作为一种自然选择，进入税制设计过程。中国的现行税制在其出生之时，预留了很大的拓展空间，从而也就为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埋下了伏笔。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随着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和税收实际征收率的稳步提升，不仅税收收入呈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而且，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一步步拉近。由此，企业和居民实际感受到的税负水平也在一步步加重中。如果说，现行税制诞生之时“宽打”的名义税负虽然偏高，但“窄用”的实际税负是一种比较适当的税负水平，那么，在13年后的今天，企业和居民所承受的实际税负还仍是一种比较适当的税负水平吗？

　　说到这里，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税收实际征收水平已经获得极大提升的今天，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紧迫。（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