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以至国内需求不振、市场低迷，严重危及到当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此后的几年，尽管通货紧缩的势头逐步有所缓解，但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今年1—5月的经济发展指标表明，肆虐的非典亦没有动摇经济萧条到繁荣的转换过程。形势变化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安排当然要随之做些相应调整。此其一。

　　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通过政府投资的拉动，最终刺激民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使经济恢复内在的增长秩序。5年过去后，我们看到，政府投资的单兵突进，换来的只是通过外部推动而形成的对经济总量的直接拉动。在连续的、大量的政府投资面前，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特别是前者始终未能真正活跃起来。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的拖累，我们才不得不在财政负荷沉重、潜在风险加大的条件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让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民间消费和投资，对其以往的思路和举措进行调整，也是正常的。此其二。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是有成本的。国债累积额的迅速扩大是成本，经济增长对财政支出扩张所形成的日益严重的依赖也是成本。而且，两者相比，后一方面的成本更值得我们警惕。如果再想到，扩张财政支出的功效是有边际递减趋势的。要维持以往的功效，财政支出必需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张。要加大原有的刺激或拉动力，财政支出必需以更大的规模扩张。基于成本和效益对比的考虑，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当着眼于避免进一步加大既有成本并试图走出目前的这种怪圈。此其三。

　　非典肆虐之时以及之后，经济增长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似乎有些减弱，而对社会发展、公共安全、人类幸福等方面的关注大大加强了。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在今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有可能同经济增长一起成为政府工作的主线。在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中，积极财政政策当然要尽其职责，为此出力。让积极财政政策的安排兼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两大目标，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显然是办不到的。此其四。

　　过去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之所以会留下一些缺憾，其根本性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制度预期的不确定性。只有加快改革，缩短新旧经济体制之间的转换期，才有可能让未来的制度框架尽快明晰化，才能让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各种立足于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完全意义上的效力。如何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同推动市场化改革联系起来，从而“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也要通过调整以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才能办到。此其五。

　　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似不应当是前5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简单翻版或少许微调。唯一恰当的选择是，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其思路和举措做出与时俱进性的重大调整。